明代書院與心學踐履：湛若水《年夜科訓規》析論
作者：肖嘯 鄧洪波
來源：《原道》第38輯，陳明、朱漢平易近主編，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20年8月出書
內容撮要：明中后期書院在歷經百年沉靜之后得以走向興盛，與心學的結合親密相關，而心學的流播與發展無法脫離書院這一載體。明代心學名儒湛若水將抽象的心學思惟融進書院具體教習之中，使二者緊密聯系為一體，不僅映射了心學與書院的結合，更是將內向性的心性理念轉為內向性實踐。
湛若水所作《年夜科訓規》集中體現了其“隨處體認天理”的心學思惟。訓規從德業、學業和舉業三個方面對生徒治學之法和修養功夫提出規勸，既講求“發諸心性”“歸諸心性”，又緊貼諸誕辰用常行，具體而詳實，具有很強的可行性。
《訓規》作為透視整個明代心學與書院的主要文本，在治學修業的基礎上，為學子辟開了一條修養德性的路徑，不僅是對道學僵化下唯舉業是從現象的補偏救弊，還將內向性的心性理念轉為內向性的具體實踐，是心學與書院結合的典范。
關鍵詞：年夜科訓規；書院；湛若水；明代心學
作者：肖嘯，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博士研討生；鄧洪波，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傳授、博士生導師）
一、引言
明代書院在整個中國書院發展史上具包養管道有特別位置，這不僅因為其所呈現的茂盛局勢惹人矚目，[1]更由于其所凸顯的獨特徵從側面映射了學術風氣轉移下的思惟脈絡之變遷。
講求“形上玄遠”的心性之學包養網ppt發展到新的岑嶺，如柳詒徵師長教師所言：“私家講學之書院，赫然樹一徽幟，風靡宇內，擺佈朝政。師儒行誼及講習心性之微言，固足以獨成學派。”[2]
縉紳儒者們建書院、聯講會，根究“心性之微言”的心學與書院互為依托，在正嘉年間蓬勃發展起來。此時的書院又展現出其獨特的一面，即重講學與布衣化。明代書院多為講會式書院，延請宿儒講學辨理。
書院亦向布衣開放，山林平民、市平易近商賈、佛道僧侶皆可進院聽講，明代心學理念通過書院講學逐漸滲透到布衣之中，儒學詮釋也隨之呈現出布衣化的特點。
無論明中后期書院發展的態勢若何，其與心學思惟的傳播始終緊密結合，并包養網推薦且彼此促進、同步消長。對于書院與心學唇齒相依的關系，劉伯驥的論述非常中肯：自正德以后，國學之制漸隳，科舉之弊孔熾，士年夜夫復倡講學之法，故書院又因之以興。
所以明代書院之興起與理學之發達，是互為表里。當中法屬于風氣之最年夜功績者，在嶺北為王陽明，在嶺南為湛若水……湛若水生平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是以之故，書院軌制便隨著理學發達之影響而興盛起來。[3]
心學與書院的發展互為表里，對此貢獻最年夜的就是王陽明和湛若水兩位心學年夜師。苗潤田師長教師曾說：“湛若水的心學思惟是明代心學走向成熟的主要階段。”[4]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若水師從白沙師長教師陳獻章，其學以心為本體，主“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在湛若水看來，天理并非只能通過“靜坐澄心”才可獲得，而是無論處在何時何地，也無論是靜坐或是忙于某事，皆可體認獲得。這也是其畢生所倡導并踐行之學旨。
他打破了陳獻章遠離廟堂與世俗的價值尋求，平生講學不輟，不因居官有所間斷，更不因居鄉而有所減損。湛若水自正德元年（1506年）在京城與王陽明定交之后，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過世，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從未結束過書院講學，創建書院三十余所，學子三千九百有余。
在其所創建的眾多書院當中，年夜科書院尤為主要，湛若水平生的書院講學活動恰是濫觴于此。年夜科書院位于廣東南海西樵山年夜科峰，創建于正德十四年。[5]其主要性不僅在于創立時間最早，更在于湛若水在此地制訂了第一個，同時也是獨一一個書院學規——《年夜科訓規》。
《年夜科訓規》前后共有六千余言，包含《年夜科訓規序》《敘規》《訓規圖》和《年夜科書堂訓》四個部門。《訓規圖》分“敬義至道”和“肆利不至道”，各列二十三條，教導諸生義利之別。
《年夜科書堂訓》六十一條，所規定者，有進德包養ptt修業程限、讀四書法、寫字作文、德業舉業并重等學習方式，有齋館應用規定、學田支出治理、約束童仆家人等規章軌制，有敬老慈幼、同門相愛、禮義相處等候人接物范式，還有體認天理、煎銷習心、理會圣賢年夜意、涵養格物等心學修養功夫，事無巨細，皆有規勸，以達于“隨處體認天理”之精。
這是湛若水心學思惟的凝結，他將抽象的心學修養工夫論融進包養一個月價錢到諸誕辰用常行之中，堪稱書院與心學結合的典范。
是以，本文擬從湛若水的《年夜科訓規》著手，從德業、學業、舉業三個方面剖析規約中所體現的為學旨趣，重點探討書院與心學的結合，并提醒明代學術風氣轉移過程中的書院原因。
二、從煎銷習心到體認天理的修德路徑
尊德性的儒學傳統在時代佈景之下被王、湛推至了思惟體系中的焦點本位。從陳白沙的“靜坐中養出眉目”，到王陽明的“致知己”，再到湛若水的“隨處體認天理”，對于個體德性修養工夫的討論日益豐富和深刻。
在湛若水的“隨處體認天理”論中，心之中正處便是天理，這是人人所固有的，而天理難見之時，則是因為心上的工夫未盡到。要識得天理，便要學會體認之法，這也是湛若水提出的為學目標。
諸生用功須隨處體認天理，即年夜學所謂格物，程子所謂至其理，將意心身家國全國通作一段功夫，無有遠近，彼此終日終身只是體認這“天理”二字。[6]
由此可知，體認天理就是格物，湛若水屢次強調這點：“格即造詣之義，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并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造道也。讀書、親師友、酬應，隨時隨處，皆隨體認天理而涵養之，無非造道之功。”[7]
而“隨處”則是說不分動靜，也不論是在“心上”還是“事上”，體認之功貫穿一切，“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全國，蓋隨其所寂所感時耳”。[8]
切實做到這番工夫，便可識得天理，從而成圣成賢。關于若何體認天理，那便需求“煎銷習心”：諸生為學患心不定，只是煎銷習心，三層五層，如煎銷金銀。一番煎銷，愈見一番精明，煎銷盡者，為年夜賢之心。
習心即人心，心只是元一個好意，其欠好者，習耳。習盡則元來本體廣年夜高超，何嘗出缺？何所沾惹？內外合一。[9]
天理不易顯現，是因為有“習心”，心本是純正的一個好意，受外界風氣影響便成了“習心”，底本純粹之心被習氣所掩蔽。習心往了，才可見到原來廣年夜高超的本體。
“煎銷習心”就是體認天理的方式，好像煉金一定要經過幾番錘煉普通，體認天理必得“煎銷習心”，方可識得內外合一的年夜賢之心。
《年夜科訓規》通篇都滲進了湛若水“隨處體認天理”的思惟，不僅論述了抽象的個體德性修養工夫，更是在日用常行之中針對學生的德性作出了具體規范。
起首，在日常學習中，把“尊德性”和“道問學”融為一體，強調讀書和應事的合一。學生讀書必得調煉此心，以“正其心平其氣”，并且要做到以我觀書，才可做到心與書的合一，并且在初學之時，不克不及一味冒進：包養dcard
“初學切于讀書時調習此心，隨其心力所及。如讀至一二行，稍覺心為所引，即停卷收斂，少俟，無力再讀。或無力足以勝之，至三篇四篇，不至掉己。驗知得力，漸漸接續，至于不息，亦從此始。其應事亦復如是。若舍書冊、棄人事而習靜，便是禪學，窮年卒歲，決無有熟之理。如欲鐵之精，不就爐錘，安可看精？”[10]
不僅讀書需求“隨其心力所及”，習字、習文時亦要調習此心。練字時要學運筆，作文時則要澄思，這樣文字皆與心混雜，才可達到內外皆妙的地步。甚者，學者作文章之時不成有攀比之心，若是欲人稱賞則是縱容本身利欲之心，不成進堯舜之道。
別的，湛若水還請求學生學習歌詩作樂，以涵養德性。每當讀書至深包養一個月夜之時，包養故事諸生便可匯聚一處，歌詠一番，以暢意義、長精力。
其次，在日常行為中，《年夜科訓規》所規范的修養之法則更詳備具體。湛若水認為“初學用功茫然無著力處，只且于言動間存習，步趨要從容，言語要和緩，步步言言要與心相應”，[11]強調言語、行動與本意天良的協調呼應。
是以，日常行為中的德性修養涵蓋包養留言板了諸生與師長、同門、家人、賓客相處等各個方面。
在對待師長上，湛若水認為諸生德業修養需求師長的指導：學者須請求自得師有，如求命人之病痛，必求醫師，所以求命也。且今之百工技藝尤務拜師，至于句讀之師、舉業之師亦包養平台然，及至治心以立生命，乃不願求包養俱樂部師，恥拜其師，乃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寧沒身不悟。
夫哀莫年夜于心逝世，而身故次之。在彼則不恥拜師，在此則自是不願求師拜師，豈愛心不若愛身哉？弗思甚包養意思矣！試思孔子“平易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之言，何謂？[12]學者當然是要本身體悟天理，但卻需求師者引導。學業和舉業都會有請教的老師，那么至于心性修養的德業，為何又“恥拜其師”？這則是本末顛倒了。
常日在書院中也要時刻堅持敬謹之心，好比要夙起收拾衣冠等候老師出堂，日常出行也不克不及走書院正中間年夜道，只能由旁邊的階梯行之，如有僭越，則是犯了不敬之罪。
書院諸生同師授業，相處之時，一言一行皆要謹守禮義：諸生列館同居，本意正欲年夜同無我，好像船共濟。彼此旦夕飲食起居，罔非正言正行以相點檢、相警勵，相觀而善。若能虛心受善，則歲月之間氣質變化矣。[13]
因此諸生相處，務守兄弟之義、長幼之節，相聚之時須得禮讓相接，疾病之時必得相率攙扶。總之，同門之間要彼此敦促檢視，取長補短，不成妄分彼此、互生嫌隙之心。
在與家人相處的問題上，湛若水亦有所交接：“年夜學明德親平易近皆德性分內，同是一事包養網VIP，只從齊家以往，即是親平易近，不待出仕也。”[14]于是，上自怙恃兄弟老婆，下至童仆，都須以立心、勤謹、忠誠教導之，達到一家仁義的地步。
仁，即是相處的要旨，但同時又不成放縱家人。若是隨帶家人進院棲身，則須加以鈐束，不成損壞館內木材器物。即使只是帶小廝來院中摒擋雜務，也須恩顧，不成暴怒。
此外，如若歸省宗族鄉黨，則要“致其敬老慈幼之誠”，從對待怙恃兄弟的態度上來檢驗本身之誠切之功，學問精進處也可表現在“使一家一鄉和氣浹洽”。[15]
關于對待賓客，湛若水對學生提出了“以客禮待之，時致館谷之誠”[16]的請求，而其待客之道，也以道義為標準，若非道義之士，則不成隨意招待。若對方果真是問學道義之士，也必須依“士包養條件相見”禮，“先有擯介言詞，通刺揖讓。若無擯介言詞，通刺揖讓，忽然無因此至前者，不敢泛接。”
此外，湛若水思惟中對于心性修養工夫的強調也滲透進進了招待賓客的具體事務之中，假設在臥病或閉關的情況下，“雖有問學道義之士，有擯介言詞，通刺揖讓，不克不及出迎，雖勞相侯二日、三日，亦不敢矯情相接，以害誠心直道，庶其亮之”。[17]可以看出，不害“誠心直道”，乃其日常行事之依歸。
綜上所述，《訓規》中對德性各個方面所作出的規范，為學子辟開了一條修養德性的路徑。在湛若水看來，圣賢之學，全應在這“性格”上做工夫。
三、以心性修養為旨歸的為學之方
傳統書院向來尋求學生學識和品德修養的相輔相成，以“為學之方”與“為人之道”并舉，融學業和德業于一體。年夜科書院訓規以“進德修業”為宗旨，對生徒的為學次序遞次、讀書方式、課本選擇、以致求學態度等方面都有相關規誡。
在為學次序遞次上，湛若水起首強調立志，這也是《年夜科訓規》開篇第一條：“諸生為學必先立志，如作室者先曰其基址，乃可。志者，志于道也，立之是敬。匹夫不成奪志，若其可奪，豈謂之志？自始至終皆是此一字。”[18]
為學要以立志為先，并且要“志于道”方可。道，即是天理。與人來往要先探訊其志，而后才可論學。志立之后，才可修習體認天理之法。是以，湛若水在教導諸生治學之法時首倡立志。
這一點不僅僅在《年夜科訓規》中有所體現，並且在其常日論學書信之中也多有說起：夫學以立志為先，以知本為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真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于圣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于憂怒之來，無所累于心性，無累斯無事矣。[19]
為學起首要立志，關鍵在知本。不了解為學之最基礎而能立志的人是沒有的，立志而不了解為學最基礎的人立的不是真志。立志而了解為學最基礎，對于圣人之學已經領悟年夜半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知本的方式。
知本則包養網心得志立，志立則心不會放縱，心不放縱則人生之初的天性可恢復，天性恢復則人生包養情婦之“天職”能安寧，也即精力有所依歸，天職安寧那么即便面臨憂慮和憤怒，也不會累于心性，不累于心性，則人生無事。
志立以后，湛若水其次便詳細設定了學生的讀書日程。逐日雞鳴時分起床，寅、卯、辰三時是誦書時間，巳時、午時看書，未時作文，申時和酉時靜坐思考，戌、亥二時溫書。
湛若水認為，“學生進德修業須分定程”，[20]因此其所制訂的逐日十個時辰的學習時間，就是盼望學生在長久以往的堅持中，學業獲得精進。
別的，湛若水更是規定長期包養了諸生研習《四書》的順序：“學者須先看《論語》，次《年夜學》，次《中庸》，次《孟子》，乃書之序也。讀《論語》時如不曾見《論語》，讀《年夜學》時如不曾見《年夜學》，《中庸》《孟子》亦然。
忘其故意之私，往其習熟之舊，乃有向往之路。否則，眼前皆墻壁也。況又有迷心于傳注之中者，如甕雞裈虱，安能有見？”[21]他認為，初學者應遵從《論語》《年夜學》《中庸》《孟子》的順序讀書，并且不成沉淪于前人傳注之中。這包養網dcard也是明代心學家的特點，不信經傳，直抒心得。
但是，湛若水對于傳注卻并非完整排擠，當偶有經文欠亨之時可以取前人訓釋學習一番，“諸生讀書須先虛心，如在上古未有傳注之前，不成先泥成說，以為心蔽，如有所得，及有未通，卻取前人訓釋詳之，其所得自別”。[22]
除了“不拘泥于傳注”這個為學之要以外，湛若水在讀書方式上還倡導勞逸結合。學生讀書碰到厭煩之時，若是強行堅持生怕會無所長進，此時則可以暢游山川，適當調節，“《學記》有‘游焉’、‘息焉’之說，所以使人樂學鼓舞而不倦，亦是一助精力”。[23]
此外，湛若水還會應用講書和考業來敦促生徒。每月初一和十五是師長教師開講之日，諸生必得虛心聽受，并以此來發明心性之學，而朔看聽講之后，便要“輪流一人講書一章，以考其進修之益”。[24]
考試每日天期則定在每個月二、六日，“于所考文字，只批點能否”，[25]并不會考定高低，以免諸生繁殖勝心。因此，考試也只是檢驗學生進修之次序遞次，令其自覺專心罷了。
湛若水甚至還為學生選擇讀書課本。如《年夜學》一書，諸生須熟讀朱熹的《年夜學章句》以應試，但若是切己用功，卻要仔細研讀古本《年夜學》：“諸生讀《年夜學》須讀文公章句應試，至于切己用功，更須玩味古本《年夜學》。
《年夜學》一書是前人進道階梯，其要下手只在止至善，止之之功在知行，故知止以致能得，即知行之功也。格物者，程子曰至其理也，格之之功即上知行是也。《年夜學》古本好處，全在以修身釋格物至知，使人知所謂格物者，至其理必身至之，而非聞包養條件見想象之粗罷了。此其為益甚年夜，其他節節皆有條理。”[26]
湛若水認為研讀古本《年夜學》更利于諸生學業上的切己用功，而朱熹改本《年夜學章句》，其感化卻僅以“應試”為限。湛若水雖說諸生“須讀”，實則并未在學理論述上給予其重視。按朱熹所作之《格物補傳》，格物致知在于即物窮理，所以他認為“《年夜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全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27]
其為學次序遞次傾向于先進行對世間外物知識的根究，“用力之久”之后達到“豁然貫通”。湛若水顯然分歧意這一為學之方。他認為《年夜學》古本之好處，全在以“修身”釋“格物至知”，這樣才幹使學者身體力行地切實體認，以身至其理，而不是僅憑內在的聞見與想象。
這一點也反應在其與王陽明的書信中：“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為于學者極無力……《年夜學》曰‘致知在格物’，程子則曰‘致知在所養，養知在寡欲’，以涵養寡欲訓格物，正合古本以修身申格物之旨為無疑。”[28]
湛若水對《年夜學》為學方式的懂得，完整契合包養一個月價錢其心學工夫論，將之與書院訓規相結合，不難看出他推動心學理念滲進書院教學目標的盡力。
年夜科生徒不僅要熟讀《四書》，還需“隨力旁通他經，性理史記及五倫書，以開發知見”。[29]讀書要以明道為本，而佛道二教和莊列二家之書卻不成多讀，以免“亂名教、壞心術、散精力”。
對于課本選擇，諸生誦讀五經應選擇秦漢以前的書，而《詩》三百篇可至漢魏，因為“詩文自古，心術亦古矣”。湛若水對生徒學習態度請求非常嚴格，“諸生離怙恃兄弟老婆來山從學，須實用非常功夫，乃能贖其離違之罪。若又悠悠過日，是又罪之甚者也”。[30]
學生離家求學不克不及盡孝道已是罪過，借使倘使再不吃苦用功，罪責又減輕一分。諸生逐日讀書須到二更盡，此時，要輪流擔任監察，如有懶惰者則須戒飭敦促之。當中如有不學習者、有以拜師請教為恥者，便應聽其辭歸，不成繼續留在院中。
不難看出，《年夜科訓規》關于為學修業的訓導始終未脫離德性這一主題，其所倡導的心性修養功夫貫穿于書院的日常教習活動之中。
四、彰顯苦衷合一的舉業之道
自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重開科舉以后，進仕者位置獲得進步，科舉取士也漸漸在明代選士軌制中獲得至尊位置。但也恰是由于科舉日重，“學校教導成為科舉的附庸，進而促進了明中葉以后學校教導的衰敗”。[31]
其最為凸顯的就是儒生士子熱衷于追名逐利，作為官學的程朱理學逐漸淪為利祿之學，王陽明在《萬松書院記》中揭穿道：“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于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于是師之所教，門生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32]
世之學者深陷于舉業虛文之泥潭，淪為廢材，“功利之毒淪浹于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33]雖然科舉利祿之學飽受詬病，但終明之世，科舉的位置并未有幾多動搖，即使是對舉業士人多有指謫的王、湛也從未反對科舉考試。
王陽明認為“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為之，亦自兩無相礙”，[34]湛若水也有“圣學反有年夜助于舉業，何相妨之患”[35]的質問。在《年夜科訓規》中，他更是倡導舉業與德業并重，教導諸生不成將二者割離：“諸生慎勿以舉業德業為二段事干，涵養吾德業則發揮于文章，句句是實事。
如白叟，自是白叟聲氣，隔鄰聞之，可知其為白叟。自涵養發出，遇明，有司見之，即知其人矣。邵康節詩云：‘自是堯夫不會琴，非關全國少知音。’若今之剽竊而遇者，如小兒作白叟聲氣，遇不知音者取之耳，若明者,安可僥幸？”[36]
由此可知，為學之人不成將德業和舉業分作兩段，這本是一件事，德性的涵養自可發揮于章句文字之中。
湛若水的《二業合一訓》就專門論述了德業與舉業二者并重之關系：“夫德業舉業，業二而致一者也。今夫修德業者，從事于古訓也，為舉業者，亦從事于古訓也，是其業一也。世之學者以為分歧，非也，蓋系乎志，不系乎業也”。[37]
在其看來，修德業者與修舉業者在為學功夫上并無實質差別，兩者同受圣人教誨，包養ptt是以不成割裂開來。眾人之所以誤以為二者分歧，其本源不在于舉業與德業之相異，而在于為學之人立志的偏頗。
前文已述，立志是諸生為學之始。故而湛若水認為，學者在為學修業上的弊病不克不及歸究于科舉軌制，他說：“科包養價格ptt舉乃圣代之制，諸生若不遵習，便是生今反古，便非天理，雖孔孟復生，亦由此出。
然孔孟為之，亦必異于今之習舉業者，其最基礎上發出自別。故舉業缺乏以害道，人自累耳。學者不成外此，外此即是外物也，為病不小。”[38]
從此條規中可以看出，湛若水批評無視舉業的態度，學者若以此治學，為害甚年夜，更不克不及參悟天理。科舉的實施是無可厚非的，自己并不害人，可是若因一味追逐舉業而產生功利之心，這便在最基礎上有違圣人之道，是“人自累耳”，也恰是學者立志之不當與偏頗，與舉業無關。
故而學者不應痛陳科舉之弊，而是檢查本身心志之所向。諸生治學要以明心見性為重要目標，以修身為本，舉業之功便可天然成績了。若是讀書以記誦詞章為主，以取科第爵祿為目標，那這即是計功謀利之心，不成縱容。
湛若水對舉業的態度也正體現了“隨處體認天理”之精華，其曰：“吾儒學要有效，自綜理家務，至于兵農、錢谷、水利、馬政之類，無一不是性分內事，皆有至理，處處皆是格物功夫。”[39]
既然家務、兵農、水利等課外雜事皆蘊含著天理，都是“性份內事”，那舉業亦然。學者若是反對科舉，便是“外物”，是分內外本末苦衷為兩途，有支離之弊。對此，湛若水批評道：
“今之學者岀乎二，二則離，離則支。支離之患興，而道之所以不明不可也。故夫知與行二，即非真知行矣；才與徳二，即非全人矣；文與武二，世無全材矣；兵與農二，則世無善法矣；夫子之文章與性道二，則世不知圣學矣；心與事物二，則圣學不明不可矣。”[40]
在其看來，德業與舉業不成割裂開來，就好像知與行、才與德、文與武和兵與農一樣，皆是一段功夫。割裂知行便非真知，割裂才德便非全人，割裂文武便無全材，割裂兵農便無善法，故而割裂德、舉二業，便不成明道，更無法體認天理。
同時，二業的合一也體現了文章與性道的合一，德性涵養時刻發揮于舉業文章之中。這些都極力凸顯了湛若水苦衷合一的本體論，心無內外，與六合萬物同為一體，因此諸生治學須得做到“內外本末苦衷合一”。
正如三浦秀一所指出的，“他將視野從二業拓展至世間一切的行為，指出這些行為成立的最基礎就是‘一’的思惟立場”，否則，便會“產生‘支離包養網推薦之患’，也使得‘道’無法真正得以實現”。[41]
綜上可知，《年夜科訓規》在教導諸生重視科舉的同時依舊始終圍繞著德性之修養。有明一代，場屋之弊達到極致，但是，即便在其所遭遇的劇烈批評一浪高過一浪的情況之下，科場仍然使士人學子趨之若鶩。
是以，完整否認舉業是斷然不成行的。在這樣的佈景下，湛若水將舉業與德業合為一體，一方面可闡發心性微言以期扭轉士子追逐利祿之學的行為，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曲高和寡而墜進空疏之病，確乎是對道學僵化下唯舉業是從現象的補偏救弊。
五、結語
明代心學家關于“尊德性”和“道問學”包養dcard的探討一向是思惟史上的熱點問題，其所折射出的儒學發展內在理路之嬗變，對于觀察有明一代心學思惟譜系的建構與社會行為的踐履都具有非常主要的意義。[42]
王陽明在《傳習錄》中說：“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也……且現在講習討論，下許多功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掉其德性罷了。包養故事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往尊，更不往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往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43]
在陽明看來，“尊德性”與“道問學”不成割裂，可是其思惟的實質是“尊德性”，學問的探討只是為了“不掉其德性罷了”，故而“道問學”之依歸是“尊德性”。湛若水也認為兩者一體，但對于“道問學”這一條卻比陽明更為重視。
在湛若水的思惟體系中，“尊德性”與“道問學”乃是統一段功夫，若是摒棄后者，那么“于德性默識皆不克不及無差耳”。是以，其思惟焦點雖是德性修養，卻是以學問研習為基礎，并且歸之于同心專心。
在《年夜科訓規》中，湛若水教導諸天生圣成賢的德性修養工夫與德業、學業、舉業三者融為一體，并以心統之，貫穿于其書院踐履的始終，“夫規何為者也？夫學心罷了焉者也”。[44]
年夜科書院之創建拉開了湛若水后半生書院講學的尾聲，《年夜科訓規》恰是其在講學中所闡發的心性微言之結晶，對年夜科諸生敬德修業和日用常行所作的規范也成為了湛若水對日后各個書院學子的訓誡。
《年夜科訓規》以心為出發點，皆緊扣“隨處體認天理”之原則，既講求“發諸心性”“歸諸心性”，又緊貼諸誕辰用常行，具有很強的可行性。涇野師長教師呂柟極為推重：“近嘗讀其年夜科規訓，自諸生服食動靜之微、生命舉業之通、童仆薪水之細，難道據仁以陶镕學者。
若能守之，雖頑如石可柔，懦如韋可強，昏昧如醉夢可醒，躁妄如猿猱可定，殘忍如豺虎可慈。柟昔為師長教師禮闈所取士，每謁師長教師，聞言斯懌，覿容斯肅，退未嘗不矯揉鈍質也。今年夜科之士親受規訓，其所得必有多于我者。”[45]
嘉靖元年（1522年），此前因丁憂歸鄉而后隱居西樵多年的湛若水經吳廷舉、朱節配合舉薦，官復翰林院編修，后又歷官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
湛若水的書院活動也衝破廣東，隨著其官居生活而一路向北舒展至湖南、江西、安徽、江蘇諸省，《訓規》也是以被不斷推廣，并且作為諸生“進德居業之資”而刻進新泉、斗山等書院。[46]
《年夜科訓規》是透視整個明代心學與書院的主要文本，具有獨特的研討價值。書院在歷經百年沉靜之后得以走向興盛，這與心學的結合是分不開的，而心學的流播與發展也脫離不了書院這一載體。[47]
在湛若水半生的講學活動中，他將抽象的心學思惟融進書院具體教習之中，使二者緊密聯系為一體，不僅映射了心學與書院的結合，更是將內向性的心性理念轉為內向性實踐，從而使精深的儒家理念走下殿堂，進進蒼生日用常行之中。
王、湛以后，講學之風風行，書院向布衣開放短期包養，《年夜科訓規》的傳播也從側面提醒出心學佈景下明代儒學詮釋呈現布衣化的必定趨勢，對明代學術下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注釋：
[1]具體說來，自太祖朱元璋起，歷經十六帝，共277年，書院數量上升至1962所，超過此前唐、五代、宋、遼、金、元一切書院總和的一倍還多。但是，明代書院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從沉靜到興盛的過程。明初書院很少，在宋元時期發展的興旺勢頭也因朝廷對官學的重視而熄滅，直到成化朝才慢慢好轉。從洪武到成化近一百年中，新建書院總數為68所，而成化一朝新建書院便有48所，此后三朝呈持續增長的態勢，數量從弘治年間的75所到正德年間122所，進而在嘉靖年間達到頂峰，增至550所。別的，嘉靖朝新建和重建的書院總數也在明代各朝中名列第一，為596所，而正德朝則名列第三，有150所。以上數據參見鄧洪波：《中國書院史》，武漢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版，第275-282頁。
[2]柳詒徵：《江蘇書院志初稿》，《中國歷代書院志》第1冊，江蘇教導出書社1995年版，第22頁。
[3]劉包養一個月價錢伯驥：《廣東書院軌制沿革》，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4-25頁。
[4]苗潤田：《中國儒學史·明清卷》，廣東教導出書社1998年版，第51頁。
[5]參見呂柟：《年夜科書院記》，《涇野師長教師文集》卷18，明萬歷二十年刻本，《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38冊，齊魯書包養俱樂部社1997年版，第60頁。
[6]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4頁。
[7]湛若水：《答陽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68頁。
[8]湛若水：《答陽明王督憲論格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72頁。
[9]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4頁。
[10]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7頁包養女人。
[11]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4頁。
[12]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5頁。
[13]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5頁。
[14]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8頁。
[15]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4-555頁。
[16]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9頁。
[17]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9頁。
[18]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4頁。
[19]湛若水：《再答鄭進士啟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68頁。
[20]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4頁。
[21]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包養站長版，第556頁。
[22]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6頁。
[23]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8頁。
[24]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6頁。
[25]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7頁。
[26]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8頁。
[2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7頁。
[28]湛若水：《答陽明王督憲論格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72頁。
[29]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8頁。
[30]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5頁。
[31]周德昌、王建軍：《中國教導史研討·明清分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第12頁。
[32]王守仁：《王陽明選集》上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1年版，第282頁。
[33]王守仁：《王陽明選集》上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1年版，第63頁。
[34]王守仁：《王陽明選集》上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1年版，第163頁。
[35]湛若水：《二業合一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47頁。
[36]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6頁。
[37]湛若水：《二業合一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47頁。
[38]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7頁。
[39]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8頁。
[40]湛若水：《二業合一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47頁。
[41]三浦秀一：《湛甘泉的二業合一論及其影響》，《湖南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42]參見郝永：《宋明理學大師的書院記述通論》，陳明、朱漢明主編：《原道》2017年第2期，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版。
[43]王守仁：《王陽明選集》上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1年版，第138頁。
[44]湛若水：《年夜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2頁。
[45]呂柟：《年夜科書院記》，《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38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61頁。
[46]參見湛若水：《跋斗山書院所刻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
[47]參見蘭軍：《從余姚至紹興：陽明學書院講會的發端與成熟》，陳明、朱漢明主編：《原道》2017年第2期，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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